為了正確定義十字軍，首先就要搞清楚十字軍運動的淵源和基本理論。對這些關鍵問題進行現代意義上調查研究的開山之作，當數歐德曼( CARL ERDMANN ) 的“DIE ENTSTEHUNG DES KREUZZUGSGEDANKENS” (1935)。他認為，十字軍東征的意義, 並不在於在耶路撒冷發生的那些事情和戰爭，更重要的是它孕育了十一世紀的改革運動，而這個改革運動正是歐洲近代化的轉戾點。中世紀的改革家放棄了遠離現實世界進入“沙漠”的基督教觀念，而是接受了世俗世界黷武主義的文化。所以，十字軍不是時代的越軌和錯亂，而是中世紀世界的最基本因素。同時﹐他也認為﹐十字軍東征也不是最早的基督教聖戰，因為在這之前，在西班牙進行的抵抗穆斯林戰爭已經進行了百多年，之前的教皇比如裏奧九世( LEO IX )和格裏高利七世(GREGORY VII)都號召為聖彼得進行聖戰。從這個意義上說，十字軍東征是在西班牙已經開始的方向上的繼續和擴大。

這個所謂的“歐德曼理論”成為後來幾代十字軍研究者的思考基礎。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學者都無批判的接受歐德曼的理論，比如維裏( MICHEL VILLY )， 就批評歐德曼把聖戰和十字軍東征混為一談。維裏認為，十字軍東征構成一種特殊形式的戰爭：其特點有朝聖者的誓言，贖罪，以及被後來宗教法規制定者加上去的宗教特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十字軍的動機被重新反省，而其答案也出現了與之前的研究歷史完全相反的結果。因為納粹德國遺留下來的毀滅性戰爭傷痛，西方史學家和研究者也和普通民眾一樣，厭惡佔領性的戰爭和狂熱的宗教宣傳運動。因納粹大屠殺喚起的覺醒，導致種族主義遭到徹底的唾棄，西方殖民主義也連帶被否定。知識份子回歸到了十八世紀的寬容主義，而十字軍東征被視為是非寬容的典型。戰後的學者對希特勒和莫索裏尼這樣的寡頭極為厭惡，因為他們給自己發動的血腥戰爭套上一層所謂輝煌的道德十字軍的外衣。在這些學者看來，十字軍過往史料中那些皇帝和教皇所宣稱的十字軍東征的動機和目的充滿了犬儒主義色彩，十字軍不是什麼英雄，而是機會主義色彩的佔領者，他們把自己的動機隱藏在一層薄薄的陳腔濫調的虔誠外衣之下。

這種觀點最具代表性，最有影響力的史學家就是朗契曼( SIR STEVEN RUNCIMAN )。 他在其三卷本的巨著 (1951-1954) 中， 把十字軍東征定位成非道德的戰爭，那些東征領袖充滿了貪得無厭的動機，而絕非出於宗教的虔誠。朗契曼的著作得益於其漂亮的行文，敍述相當尖銳，煽動，刺激，所以迅速獲得學術界以外讀者的歡迎，並至今仍然維持著十字軍運動讀物的最暢銷書地位。毫不誇張的說，朗契曼的著作對現代民眾認識十字軍東征的影響﹐遠遠超出學術界得相關著作。

然而，不管朗契曼的著作如何流行，今天大部份的史學家並不接受其對十字軍運動的定位。最近佔主導地位的學術觀點已經推翻了那樣一種看法：即十字軍只是由單獨的掠奪和佔領的動機驅使。新的歷史證據和新的歷史闡釋表明：宗教動機是十字軍東征的重要推動力。在當今出版的十字軍史料中，宗教動機的觀點已經取代了所謂犬儒主義的貪婪動機的觀點，成為使十字軍歷史研究的主流。史學界好像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我們可以不同意十字軍東征的方法和理由，但是不能否認，大部份十字軍東征參與者是誠實的﹐虔敬的﹐企圖以無私的行動來為基督教奉獻心力。

在拉丁美洲解放神學興起的現代，學者們親眼目睹和見證了宗教虔誠在社會運動中的巨大作用。因此，這就影響十字軍研究的學者更積極的來看待和接受導致十字軍東征的純真的宗教虔誠動機。

但是，必須令人注意的一種新情況是，因為國家主權和人權孰重的問題正在成為今天國際關係的棘手課題﹐人們質疑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歐洲和美國的歷史學家並提出嚴峻的問題﹕本身富裕強大安全的西方國家，是否可以為了表面上的道德原因，在遙遠的地方發動戰爭﹖同樣﹐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在挑戰今天西方的十字軍研究專家：我們對中世紀聖戰的理解，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我們今天為保衛民主和人權的戰爭的影響？

答案當然還不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一如以往時代環境對歷史研究的影響﹐震驚世界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將會相當程度地影響我們下一代的學者對十字軍東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