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瑋是以詩名著稱的，從二十多歲起在中國各類詩歌刊物和文學綜合刊物上發表詩歌，並在北京魯迅文學院和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並研究詩歌創作，多次舉辦施瑋詩歌朗誦會和作品討論會，至今出版了七部詩集。但在1996年離開中國移居美國前，她以一本描述家族中三代女性生存狀態的長篇小說《柔若無骨》開始構建她的小說殿堂，近幾年在創作詩歌的同時，又完成了《放逐伊甸》和《紅牆白玉蘭》兩部長篇。

施瑋的小說和她的詩歌一樣恣意縱橫、沒有定規，或寫實、或超驗，各不相同，很難有個綜述評論。然而在風格上，她的闊大與哲理性總是奇妙地，與細緻的描寫、感性的想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超驗的、絢麗的閱讀效果。

在施瑋二十多年的創作中，中短篇小說的數量相對是很少的，但我認為她的中短篇小說，是她在海外這塊土地上，在中西方文化衝突中，心靈、思想、審美、語言等在巨大張力中綻開的奇葩。

(一) 生與死的重迭

生與死，過去與現在，黑夜與陽光，原本是互不相容的兩極，但在施瑋的筆下，它們卻是重迭的。施瑋的小說世界裏，在世俗中視為兩極的東西，卻可以同時出現，這一點在她的短篇小說《日食》中尤為明顯。

也許沒有什麼自然現象更能像日食那樣表達兩極的重迭，試想想在陽光明媚的白天突然日食來了，天地間一片黑暗，如同暗夜降臨，又在一瞬間，日食結束了，又是一個大白天，人類在日食的一瞬間，都會體驗到前所未有的驚恐，迷茫以及渺小的感覺。在施瑋的筆下，這種人類的體驗，透過主人公在夢與現實之間的徘徊，以及主人公對生與死的思考，充分地體現了出來。

現實中，歷史不會與今天重迭，生與死也不會重迭，它們是在一個不可逆的運動中，先後出現的兩極現象，但施瑋偏要讓它們在小說中重迭，她似乎要消除去兩極張開所造成的張力，但事實上，她卻讓人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張力，一種對現實以及對生命的厭倦，以及對黑夜和死亡的依戀。

施瑋天生是一位詩人，在詩人的思維中，總是有兩道敘事系統，一道系統是盡情地描述現實，而在同時，另一道系統也在盡情展現理想，有時候讓人不明白，詩人是活在現實世界中，描述理想中的世界？還是活在理想世界中，透視現實中的世界？或是在詩人的世界裏，這兩者本來就是重迭的。因此，在詩人施瑋的小說中，出現飛翔於過去現實之間，穿行於生與死之間的人物，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施瑋筆下的人物，似乎也是生活在一個兩極重迭的世界中，他們或者在白天來臨時，卻拒絕清醒過來，讓自己仍然活在黑暗中；或者是覺得自己是清醒的，卻在夢遊之中。施瑋的筆下，歷史披掛著現實的符號，而現實卻顯得有些荒誕；夢和歷史，總是給讀者一份真實感，反而是現實讓人喘不過氣來。

小說家們總是為讀者虛擬了一個十分現實的世界，而讀者總是不自覺進入了這個虛擬世界，與主人公一同喜怒哀樂。施瑋的小說並不符合這一標準，她是為讀者預備了一個想像的世界，讓讀者超越現實世界的喜怒哀樂，來思考現實，思想理想。

歷史與現在，生與死，黑夜與死亡是人類司空見慣的現實，不要去思考它們，或者說不要將它們重迭起來，就顯得自然，顯得沒有思考空間，也顯得沒有什麼意義。施瑋把它們重迭地體現在小說人物身上時，就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張力，這種張力把讀者逼到了不得不對死亡的思考上。

兩極的重迭是虛幻的，但體現在小說中，好像又是真實的，施瑋用這種表現手法來表達她對人生思考的結果，她的這種思考方式，既是獨特的，又是屬於全人類的。因為人總會在某一時刻，或多或少會經歷到施瑋筆下的兩極重迭的情景。

例如《日食》就是例子，而這種經歷必然會對人的內心產生強烈的衝擊，留下持久的回蕩。

顯然，將歷史和現實重迭，生與死重迭，並不是施瑋小說的真正目的，她想要達到的是這種重迭所引發出的衝擊力，來觸動讀者的心靈，開始與作者一同來思考生活，思考死亡，思考我們原本以為是虛幻的世界，成為一個主動超越物質層面的存在者和思想者。讀施瑋的小說，哪怕是讀《斜陽下的河流》這樣非常寫實的作品，其意境和語言節奏仍會有詩的感覺，如果象讀詩那樣讀施瑋的小說，或許更能準確地把握到施瑋在小說中所傳達出來的情感與資訊。

(二) 隔絕狀態與天窗意識

施瑋原本是一位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詩人，但她來到北美後創作的中、短篇小說，已經無法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方式來衡量了。她的中短篇小說的特色非常獨特，初看之下，以為是一個受中國傳統文學影響的小說，例如《日食》，但仔細閱讀之下，又發現小說的本質，或者說小說的根源卻不是出自於中國傳統文學。從這些小說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北美這塊土地上獲得了新的生命源泉，以致她能創作有著全新生命本質的作品，這些作品的表達方式仍然是當今中國文壇所熟悉的，但作品裏流淌的血液卻是全新的，它傳達著全新的資訊。施瑋在北美創作的作品中關注的焦點是死亡，在她的作品中死亡是如此真實，因為她作品中的人物在真真正正地等待著死亡的降臨，同時她的作品中的死亡又是如此的虛幻，就像風一般，讀者可以感覺到，但卻看不見，摸不著。在施瑋的筆下，死亡有著許許多多的形式，當人們在探討生的意義時，她卻在探討死的意義。在她的筆下，生是一種等待狀態，生的目的就是迎接死亡、穿越死亡，這點在她近作《那夜，風動》中尤其明顯，以掛在門上自殺的身體開始，描述“死亡”這扇門始終懸掛在活者的上空，恐懼、誘惑、盼望並存。

施瑋筆下的人物常常處於一種隔絕的狀態，讀者似乎可以從中聞到存在主義的味道，但是施瑋的作品絕不是存在主義的產物，她的作品中沒有存在主義所特有的絕望，相反的是她的作品不是灰色的，而是明亮的，即使她在探討死亡，卻也是透著希望的亮光。她的作品中的隔絕狀態不是地獄般的隔絕，而是一個有天窗的密室中的掙扎，而天窗的亮光正是施瑋筆下的人物重生的原因。

即便是天窗中沒有亮光透下，但施瑋筆下的人物似乎都有天窗的意識，而正因有這個天窗意識的存在，才能讓施瑋筆下的人物有意或無意地向上探索。這種探索的舉動，使得施瑋筆下的人物透出一種昇華的氣息，正是這個昇華給作品帶來了異常的亮光。因此紀實小說中的人物最後仍在黑暗中的隔絕狀態，但他們的生命卻似乎本能地轉向、傾向天窗的方向。

中篇小說《紙愛人》最能體現出這一點來，施瑋以內斂的筆觸，淡然卻又是極細緻地描述了男女之間不同視角的糾纏，呈現出一種靈魂升空俯視自己的異樣閱讀審美。超現實主義的筆法，讓讀者的痛因著被阻擋而孕育成洶湧的內省的震憾，從而使施瑋的作品脫離了低俗的搧情、超越了對生活簡單的翻版複製。

施瑋的中短篇小說中涵蓋著一股力量，她的創作似乎是表面平靜的火山口下運行著岩漿，隨時都可能爆發出來。雖然到現在為止，她的中短篇小說寫得不多，並沒有形成激動人心的火山爆發的情景，但是從她的創造軌跡看，那一天，她拿出震撼性的作品，應該是不會讓人驚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