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編輯SUNITA SOHRABJI報導／Ethnic Media Services
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12月3日舉辦座談會，專家表示，家庭暴力案件最近急遽增加，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實施封鎖令，使受害人被困在家與施暴者共處，大部分的傳統安全網也因疫情關閉。
與會嘉賓表示，《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一份最新報告指出，美國四分之一女性和十分之一男性，正在面對配偶或親密伴侶的虐待。
包括失業、住房不穩定在內的財務壓力，以及子女無法上學留在家中所增加的勞動負擔，都是造成家暴增加的原因。
專家表示，非裔和原住民女性因家暴失去生命的風險較大，非裔和西語裔民眾打電話報警的可能性較小，因為他們不信任執法人員。
由於受害者無法找到安全的地方報案，家暴熱線最近接到的電話變少，收容所不是關閉，就是滿額，無法接受新客戶。此外，自疫情爆發以來，許多法院和執法單位大幅縮減業務範圍。
舊金山精神科醫師，同時也是《正視亞裔美國人的憤怒》（Asian American Anger: It’s a Thing）一書作者詹卓（Ravi Chandra）表示，川普政府2019年將家暴定義大幅縮小為到只包括肢體攻擊，排除了心理和言語虐待。
詹卓還指出， 1994年，時任參議員拜登（Joe Biden）提出《反施暴女性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獲得通過，使1994年到2010年的家暴事件大減六成，但法案每五年需要由國會重新批准一次，美國政府卻置其於不顧。
灣區法律援助（Bay Area Legal Aid）資深律師柯爾（Jade Korr）提到，執法和法律系統經常沒有盡到保護受害者的責任，尤其是少數族裔女性。她表示，法官和執法警員的論述，會因為倖存者的族裔而有所不同。
柯爾說：「誰是倖存者？要求保護的是白人女性？還是少數族裔女性？她是否會因為其文化背景，無法公開在法庭上面對一眾男性官員明確陳述受性虐的事實？還是她是一名可信度總是被嚴歷質疑的非裔女性？」柯爾還表示，對那些沒有代表律師的受害者而言，「這些都可能是無法逾越的障礙」。
柯爾說，由於執法單位對隱含偏見缺乏足夠的訓練，讓法院和執法系統難以保護倖存者。
柯爾說：「我認為，所有警員必須要因家暴倖存者的文化背景做出不同反應。」她指出，無證移民和新移民在提供受虐細節給警方時，會很不自在。
柯爾說，她大部分的當事人表示，在遇到施暴者違反臨時禁制令，或希望將施暴者趕出家中，打電話向警方報案時，感受不到警方的支持。
她說，當倖存者步入法庭時，必須要消除偏見。她說，上述問題並非因為新冠疫情才出現，而是一再發生的事實，真要幫助家暴倖存者，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12月4日的座談會請到聖他克拉拉縣副地方檢察長陳哈尼（HaNhi Tran，音譯）和聖他克拉拉縣家庭法律協助辦公室與自助中心律師戴泰文（Johanna Thai Van Dat，音譯）。
陳哈尼與戴泰文表示，矽谷所在的聖他克拉拉縣已大幅調整服務，因此，家暴受害者可以繼續獲得服務，不會有困難。聖他克拉拉縣已經嚴格限制今後可以進入法庭的人數，但受害者還是可以選擇透過視頻或電話出庭。
家暴維權人士擔心，在疫情期間，受害者無法逃過施暴者耳目，找到安全的地方透過視頻或電話參與庭訊。陳哈尼表示，在聖他克拉拉縣，受害者可以向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維權人士尋求協助，他們會為受害者預訂一間會議室，供受害者聽取法庭為她舉行的審判。
陳哈尼說，從警察接到受害者、鄰居或家人報案後趕到事發現場，刑事訴訟就已啟動。他說：「就算在居家避疫期間，受害者仍然可以向警方報案尋求協助，刑事法院也繼續在審理刑事案件，因為警局、檢察官辦公室和刑事法庭都屬於必要性服務，在疫情期間無需關閉。」
法院會發出禁止接觸禁制令，要求施暴者離開住家，直到案件開審為止，之後會發出和平接觸令給施暴者，他才可以返回家中，但不得再對受害者施以任何身體或言語暴力。
戴泰文解釋，如果是民事禁制令，警方無需介入，但這類禁制令仍然可以用在受虐的長者或成年子女身上，有效期到法院開庭為止。她補充，當局不會詢問受害的法律身份。
戴泰文說：「我要提醒民眾關於家暴可能造成的影響：目睹家暴長大的孩子經常成為犯罪者、施暴者或受害者本身，我們必須打破這種世代暴力的惡性循環。」
新冠疫情奪去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安全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