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基督徒長期處在「堅持信仰價值」與「同理同志處境」這問題上的「兩難」與「煎熬」，就連我自己也都曾有這樣的掙扎。

「設身處地、同理他者」其實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情操，因此雖然我最終不能同意「為了同志需要對基督教倫理重新詮釋」的觀點，也不認為替「同性性行為」在信仰上「除罪」是真正的「憐憫」(請參福音派大師John Stott《當代神學對話》314頁)，但我不會否定「同理同志處境」出發點的溫暖與善良。

其實堅持聖經對「同性性行為」傳統觀點的基督教學者，並不是不瞭解當代精神醫學、人文社會科學及已成顯學的「性別研究」對「性別認同」與「同性性傾向」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們對聖經的嚴謹詮釋，也不是批評者所暗示的只是粗糙的「字面解經」。

因此，使雙方得出「不同結論」的根本原因，或許是出在「神學思考」的「立足點」不同。有些基督徒以敏銳、纖細的心靈，把目光專注於同志不同於異性戀者的面貌與需求，因此希望透過「重新詮釋宗教經典」來解除「傳統宗教信念帶來的痛苦」。

信仰不是完全無視人的需要，但若把「人的需要」無限上綱，甚至只從「人的需要」去對原本「天啟」的經典加以詮釋，這種「釋經方法」其實可以「讓聖經說任何我們想說的話」。而這樣的信仰，也成了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所說的「人按照他自己創造了上帝」(請參Paul Tillich《基督教思想史》，道風書社)。

台灣神學院老師莊信德(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曾在他分享的〈約伯記靈修筆記〉裡有一段話其實點出了這種「以人的需要出發」思考的問題，他說：「從人類困境出發嘗試要求上帝給出解釋，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也就是嘗試以國文的語法回答數學的題目」、「以約伯為中心的問題，要導入上帝中心的答案絕對不可能，除非，我們從一開始就認定上帝中心，才能沿此開展生命的意義」。

一如莊信德所說的，如果我們只專注於同志「性傾向」看似悲愴、無解的「苦境」，「以同志為中心的問題，要導入上帝中心的答案絕對不可能」。這樣的思考邏輯，自然也看不出同志除了「憑感覺或性慾決定我是誰？」之外，其實仍可能一如「後同志」基督徒袁幼軒博士「學習順服神而活」、靠著神的能力活出豐富的生命。而鼓勵這樣的抉擇，並不是「一廂情願的信念」或「缺乏同理因而帶著殘忍」。

二千年來基督教的核心信仰與倫理價值，其實並沒有因為「科學」的發展而根本改變。因為科學「能」處理的自始不是「意義」與「價值」的問題；在攸關信仰與倫理的事上，科學並不能代替信仰做出最終的價值判斷。

我還是要再次肯定「同理同志處境」的溫暖與善良；只是人生許多看似無解的困局，真正的答案或許不在旁人的「同理心」或「對現狀的合理化」，而在一切「價值、意義與力量」來源的神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