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笑話說道，華人移民迅速增加，社區力量加強，導致主流社會的緊張，害怕華人挑戰。結果，他們到唐人街參觀，看到數不清的宗親會和同鄉會旗幟，馬上放下心頭大石，因爲他們認爲華人內部門戶太多，勾心鬥角嚴重，一盤散沙，不可能對主流社會形成壓力。當然，華人社區強大，並非是爲了奪權，但是因爲內部分裂，造成力量渙散，無法以強大的聲音說出自己的利益訴求，確實是一個事實。

其實，在北美華人百年曆史中，同鄉會扮演的是拓荒者的角色，也是唐人街興起的基礎。麥謙禮這樣寫道：十九世紀後半期，華人大量移民到海外，人地生疏，舉目無親，語言隔閡，心理上社會上和經濟上的需要促使他們以同鄉會的方式集體聚居，許多城鎮出現華人區，又稱華埠，唐人街，或者唐人埠。

我曾經這樣寫過：同鄉會和唐人街的最初功能就像一個堡壘，給離鄉背井的漂泊者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的巢，那裏有鄉音，有安慰，有來自家鄉親人的消息，有在危機時刻伸出援手的朋友，當時地緣性的會館（據麥禮謙所述，會館組織概念是借鑒於明清時代中國在各地的同鄉組織或工商界同鄉的集會館舍），幫會（主要是洪門系統），行會等各種互助團體就在唐人街蓬勃地發展起來。在華人做苦力被歧視的時代，同鄉會像狂風巨浪中的小舟，載著遍體鱗傷的中國人，靠著同舟共濟的力量，渡過了重重關山，讓華人社區生存下來，並在日後長成參天的大樹。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問題，就有勾心鬥角。同鄉會和會館當然也存在著不少流弊。清廷駐美國檀香山第二任總領事，維新分子黃遵憲上任後進行調查，就發現“會館進項較大，而不以公眾捐資辦公眾善事，各館實有不能辭其責者，其聲名之壞，實有以面謗之處，無怪乎人之惡之”。梁啟超遊歷北美，看到同鄉會各行其事，也發出中國人一盤散沙的感歎。麥謙禮寫道：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由於華人人口增加，社會矛盾日趨激烈，在當時美國種族主義排擠與壓迫之下，華人是美國社會鄙視的種族集團，華人社會也淪落爲一個貧困而罪惡滋生的淵藪，“堂鬥”現象層出不窮。

到了今天，因爲北美民主教育深入人心，華人教育水准也普遍提高，同鄉會（宗親會）的運作也日漸透明公開，昔日的弊端也逐漸消除。由於中華文化傳統歷來注重鄉情，同鄉會逐漸演變成松散的聯歡性僑團。溝通信息，慰籍鄉情成了主要的功能。當然，在有事情的時候，同鄉會也是凝聚華人力量的重要“指揮部”。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同鄉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也有人爲了做僑領，就胡亂組織一個同鄉會，水准很低，只是“僑領”在兩岸三地“謀私利”的招牌，也有人只是出於立山頭的狹隘視野，爲了打擂臺而建立同鄉會。我覺得，在有心人和樂於奉獻的領袖的領導下，同鄉會的功能可以加強，扶助弱小，主持公義，應該是同鄉會的原則。但是，爲了克服一盤散沙，同鄉會可以進行三個梯次的團結。

首先是同鄉會之間的團結。人多了，一個地方可能出現三四個同鄉會，大家是否坐下來，好好談一下，合並成一個同鄉會，下面組織各個功能團體。其次是在同鄉會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會。北美最早的中華會館，就是在美國通過排華移民法案的同一年誕生。再次在聯合會的基礎上，成立全國性的總會，彼此容納，多元共存，在最大的公約數上，列出華人最關心的利益訴求。

如果沒有這樣的團結與超越，同鄉會成了每個華人的終級組織，宗親同鄉的認同成爲判斷一切事情是非的標准，那華人的力量不可能發揮，也與加拿大第三大族裔的地位不相稱。評價一個同鄉會的素質，不但要看是否“人多勢眾”，更要看這個同鄉會慈善捐款有多少，會員選舉時投票人數有多少，幫助新老移民的成績有多少。同鄉會有了高標准，好的領袖才會出現，不要讓僑領的構成是“劣幣逐良幣”。說到底，海外華人不管來自何地，大家都是同鄉，團結才有力量和聲音。